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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蟹被单独押入。没有手铐，没有脚镣，只有一张铁椅，一张白桌，一盏孤零零的台灯。灯光惨白，照得他脸上每一道褶皱都像刀刻。

门关上了。

三分钟后，门又开了。进来的人穿着便装，却让丁蟹浑身血液瞬间冻住——是方振天。

不，不是方振天。是年轻十岁的方振天，穿着八年前的蓝布衫，袖口磨得发白，鼻梁上架着副断了一条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他手里拿着一摞纸，轻轻放在桌上。

丁蟹喉咙里“嗬嗬”作响，想喊，却发不出声。

“阿蟹。”年轻的方振天开口，声音温和，带着旧日的笑意，“还记得这个吗？”

他抽出最上面一张——是张泛黄的借据，墨迹已有些晕开，上面写着：“今借丁蟹兄港币贰仟元整，用于母亲手术。立据人：方振天。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一日。”

丁蟹猛地抬头，眼中第一次露出真实的惊恐。

方振天没看他，只是翻动纸页，一张张摆开：方婷第一次怀孕时的产检单、展博出生证明的复印件、方文萱幼儿园绘画比赛获奖证书、还有……一张被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的合影——三个少年坐在南锣鼓巷口的石阶上，丁蟹咧着嘴笑，方振天搂着他的肩膀，阿天（方振天的小名）举着一根糖葫芦，糖衣在照片里泛着微光。

“你总说，是我抢了罗慧玲。”方振天终于抬眼，目光平静得令人心悸，“可你忘了，罗慧玲第一次见你，是在我家客厅。她夸你打球帅，你高兴得把汽水瓶盖弹到了天花板上。后来她常来，给你织毛衣，给你煲汤，可你每次来我家，第一件事，是找我打篮球。”

丁蟹嘴唇翕动，却说不出一个字。

“你更忘了，”方振天轻轻敲了敲桌上最后一张纸——那是方振天坠楼前七十二小时写的日记，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我写过：‘阿蟹今天又提起玲姐，眼神很痛。我该不该告诉他，玲姐上周去了澳门，说再也不回来了？’”

灯光下，丁蟹的脸彻底扭曲了。他不是在哭，而是在痉挛，像一条被剥了皮的蛇在滚烫的铁板上挣扎。

方振天站起身，拿起那叠纸，转身走向门口。在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停下脚步，没回头，只留下最后一句，轻得像一声叹息：

“阿蟹，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做错事。是做错了事，还坚信自己永远正确。”

铁门“咔哒”一声，落锁。

审讯室里，只剩下丁蟹一人。他呆坐着，目光死死盯着桌上那张三人合影。照片里，少年方振天的笑容灿烂得刺眼。丁蟹伸出颤抖的手，想去碰那张笑脸，指尖却在离照片一厘米处猛地停住，仿佛那里有烧红的烙铁。

他慢慢缩回手，低头看着自己布满老茧与裂口的掌心。忽然，他喉咙里涌出一阵怪异的、咯咯的声响，接着是压抑的、越来越响的笑声，最后变成歇斯底里的狂笑，笑得浑身抽搐，笑得涕泪横流，笑得像一头终于被逼入绝境的困兽，在悬崖边，对着深渊，发出了它此生最后一声嗥叫。

走廊尽头，大宝站在单向玻璃后，静静看着这一切。他身后，猪油仔递来一份加急文件。大宝没接，只问：“孟奇到了？”

“在书房等您，少爷。”

大宝终于收回目光，转身离开。经过消防通道时，他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小小的、铜制的南锣鼓巷老门环挂饰——那是方振天生前送他的生日礼物，上面刻着一行小字：“胡同口的老槐树，年年开花。”

他把它轻轻按在冰冷的水泥墙上，仿佛在触摸一段正在消逝的时光。

窗外，维港的夜风穿过高楼缝隙，呜呜作响，像无数个未出口的名字，在黑暗里轻轻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