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这些遗址。”娜塔莉说，“引水桥、剧院，还有十字军城，它们都那么……那么古老。”
索尔点头道：“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无比怀念这里厚重的历史感。”
娜塔莉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把喝完的咖啡杯放进去，用毛巾仔细包裹起来。“我怀念美国。”她说，望着被沙海包围的黄色的石砌引水桥，“我觉得我怀念美国。”她说，“我在那边的最后几天就像噩梦一样。”
索尔一言不发，两人就这样平静地坐了几分钟。
娜塔莉首先开口：“不知道谁去参加了罗布的葬礼。”
“你可以边走边喝。”索尔说，“我们去古竞技场吧。”他起身返回卧室，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衬衣，下摆没有扎进裤子。但这没能掩藏住他插在腰间的点45口径自动手枪。
他们缓步西行，走下山坡，经过栅栏和橘园，来到沙丘边。沙子已经侵入了耕地和私人别墅的绿地。索尔越过沙丘顶部，来到一段引水桥的表面。引水桥距沙地二十五英尺，延伸数英里，通往一片遗址和海边的新建筑。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小伙子朝他们跑过来，一边大叫一边挥着胳膊，但索尔用希伯来语对他小声说了几句，小伙子就点点头离开了。索尔开始沿着引水桥凹凸不平的表面行走。
“你同他说了些什么？”娜塔莉问。
“我说我认识弗洛瓦、艾维约纳和内格夫三人。”索尔说，“他们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在这儿挖掘古代遗址。”
“就这个？”
山顶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白房子。娜塔莉顺着房后的路开下南坡，停在一片果园旁的白墙平房边。这里的风景美极了。西面的果园和耕地之外，是起伏的沙丘、遗址和碧浪翻滚的地中海。透过南面蒸腾的热气，可以看见内坦亚植被茂密的悬崖。东面横亘着连绵的群山和飘着橘子香味的沙龙山谷。北面圣殿骑士城堡之外，矗立着所罗门王时代遗留下来的堡垒，在卡梅尔山的绿色山脊上，排列着海法狭窄的被雨水冲刷过的石街。娜塔莉很高兴自己回来了。
索尔帮她开着门，等她提着箱子进去。这个小屋同她八天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客厅是长条形的，连着小厨房和饭厅。饭厅里放着一张小木桌和三把椅子。客厅里有壁炉，炉边放着另一把椅子。灿烂的阳光透过小窗投射在刷了白灰的墙上。房间有两个卧室。娜塔莉提着包进入她的房间，扔在大床上。索尔在她床头柜的白色花瓶里插上了新鲜的花束。
她回到客厅的时候，索尔正在泡咖啡。“旅行愉快吧？”他问，“没出状况吧？”
“没有。”娜塔莉说，将一摞档案放在粗糙的木桌上。“萨拉·哈普肖看到了娜塔莉·普雷斯顿从未去过的地方。”
索尔点点头，将一杯浓浓的黑咖啡放在她面前。
“查尔斯顿那个叫康斯坦斯·哈特曼的女孩同费城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护士非常像，护士叫康妮·休厄尔，同欧德史密斯护士同一周辞职了。休厄尔离开公寓和朋友的时候并未说她将去何方。”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对灯笼的咝咝声和她投在墙上的巨大影子浑然不察。“看来，我们可以推断梅勒妮·福勒在费城的疯狂之夜受了伤。报纸上说，在联邦调查局的直升机坠毁地附近的斯古吉尔河里发现了一辆车和一具尸体。死的不是她。我知道她肯定还活着。我能感觉到。对，她肯定受伤了。科恩有没有查过医院记录？”
“非常顺利。”娜塔莉说，“西蒙·维森塔尔让我带他向你问好。”
“他身体还好吧？”
“在他这个岁数的人来说相当不错了。”
“他是否引导你找到了正确的情报源？”
“比这还好。”娜塔莉说，“他亲自帮我查找了情报。如果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找不到，他就让调查员从维也纳的各个图书馆和档案馆把资料带过来。”
“不太可能。”索尔说，“杰克调查了沃登的背景。他在俄亥俄长大，十四年前搬到费城。过去四年里，他都是市政公园的副主管。实际上，过去三年他都住在费尔蒙特公园——”
“费尔蒙特公园！”娜塔莉惊呼，“梅勒妮·福勒就是在那儿消失的。”
“不错。”索尔说，“来自费城的情报显示，沃登三十七岁，已婚，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在查尔斯顿，他的妻子也与描述相吻合，但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名叫贾斯汀的男孩。”
“可是——”娜塔莉插嘴道。
“等等，还有呢。”索尔说，“邻居霍奇斯家也被卖出去了。买主是斯蒂芬·哈特曼医生。哈特曼医生同他的妻子和二十三岁的女儿住在那里。”
“我确定。”娜塔莉说，“给我说说科恩发现的新东西。”
“晚点儿吧。”索尔说，“晚饭后再谈。”他轻轻拉着她的手臂，沿着引水桥往回走。他们的影子纠缠、融合在一起，投在逼近引水桥的高高沙丘上。
索尔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带新鲜水果的沙拉、硬面包圈（但模样和味道都不像真的硬面包圈）、用东方风格烹饪的羊肉，还有香甜的土耳其咖啡。直到天都黑了，他们才进入他的房间，打开了咝咝作响的科尔曼灯笼。
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夹、复印资料、照片——最上面的照片中是温驯地盯着镜头的集中营俘虏——还有被索尔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便笺簿。粗糙的白墙上贴着层层叠叠的白纸，上面都是名字、日期和集中营的地图。娜塔莉发现了一张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老照片，照片里，年轻的上校和几名党卫军军官正在微笑。照片旁边是一张8x10英寸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里梅勒妮·福勒正同她的男仆穿过查尔斯顿的家的院子。
他们坐在沉重而舒适的椅子里，索尔将厚厚一沓资料拿过来。“杰克认为他们找到了梅勒妮·福勒。”他说。
“也可以待在别的安全的地方。”索尔说，“如果我们不躲起来，那就只有一个选择——杀人。”
娜塔莉站起身，在
狭窄的石墙上踱来踱去：“你忘了，索尔，我已经杀人了。我枪杀了老太婆操控的那个可怕男孩——文森特。”
“他那个时候不能算是人。”索尔说，“杀他的人是梅勒妮·福勒，不是你。你只是将他的身体从她的操控下释放出来。”
“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人。”娜塔莉说，“我们必须回去。”
“还没有证据。”娜塔莉说，“但维森塔尔先生指出，那一带曾经有许多私人别墅和酒店。”
索尔满意地点点头。两人抬起头，看到五架以色列F-16战斗机组成的编队从地中海上空呼啸着掠过，往南而去。
“这只是开始。”索尔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详细资料，现在的还远远不够，但好歹是个开始。”他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太阳向西南偏移，将他们所在的引水桥的影子投在沙丘之上。世界笼罩在金红的光芒之中。最后，索尔开口道：“大希律王，一个摇尾乞怜的献媚者，在公元前二十二年建造了这座城市，将其先给了恺撒·奥古斯都。到公元六年，这里已经是权力的中心，出现了歌剧院、竞技场和引水桥。彼拉多在这里担任了十年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
娜塔莉对他皱起眉：“二月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过这些。”
“不错。”索尔说，“瞧。”他指着已经掩没了石拱的沙丘，“一百五十年来，引水桥的大部分都埋在沙里。我们坐着的这条引水桥是六十年代初才挖出来的。”
娜塔莉点点头。“酒店档案表明，梅勒妮·福勒小姐和尼娜·霍金斯小姐——霍金斯是德雷顿的娘家姓——曾在1925年、1926年和1927年入住帝国酒店，在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入住大都会酒店。他们可能在别的年份也入住过别的酒店，只是由于战争或别的什么原因，那些酒店遗失了档案。维森塔尔先生还在查。”
“冯·伯夏特呢？”索尔说。
“没有入住记录。”娜塔莉说，“但维森塔尔证实，从1922年到1939年，威廉·冯·伯夏特在维也纳城外的佩希托尔茨多夫租了一座小别墅。战后那里就被拆毁了。”
“其他方面的情况呢？”索尔问，“比如犯罪记录。”
“着重调查了杀人案。”娜塔莉说，“大部分都是常见的街头暴力、政治谋杀、激情犯罪，等等。但是，到1925年夏天，出现了三件怪异的、无法解释的杀人案。两个身份显赫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维也纳著名的交际花——被熟人杀死。这三个案子里的凶手都没有杀人动机，没有不在场证据，没有任何借口。报纸上称他们是‘炎夏失心疯’，因为每个凶手都坚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记忆。三人都被宣判有罪。一人被执行死刑，一人自杀，还有一人被送往精神病院，一个星期后淹死在鱼塘里。”
37
以色列，凯撒利亚
1981年4月2日，星期二
娜塔莉·普雷斯顿从维也纳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于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半降落在戴维·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海关冷静、高效，而且彬彬有礼。“欢迎回到以色列，哈普肖小姐。”柜台后的人边说边检查她的两个包。这是她第三次持假护照进入这个国家，但她的心脏仍然狂跳不已。尽管是摩萨德——以色列自己的情报机构——伪造了这本护照，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通关后，她搭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公交车前往特拉维夫，然后从杰夫路上的公交站步行去哈马斯特路上的ITS/Avis租车公司。她预缴了四百美元，以按周计费的方式租了一辆1975年款欧宝轿车。但这辆车的刹车不好，每次停车都会往左偏。
索尔瞥了她一眼，他的偏光眼镜反射着阳光。“杰克·科恩写信来说，金特里治安官葬在查尔斯顿的一个墓园里，当地有关部门和警察局的人参加了葬礼。”
“是啊。”娜塔莉说，“但我问的是同他亲近的人。有亲人参加吗？他的朋友达利尔·米克斯在不在？有没有爱他的人送他最后一程？”娜塔莉哽咽了。
索尔把手帕递给她。“你去的话太危险了。”他柔声道，“他们会认出你的。何况，你的身体条件也不允许。耶路撒冷医院的医生说你的踝关节是粉碎性骨折。”索尔冲她微微一笑，接过递回来的手帕。“我看你今天已经完全不瘸了。”
“是啊。”娜塔莉说，“我好很多了。”她也对索尔报以微笑，“好了，”她说，“谁先说？”
“你先吧。”索尔说，“杰克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但我想先听听维也纳那边的情况。”
“是的。”索尔说。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地中海就在他们右边；前方一英里处，一片低矮的新建筑沐浴在下午的阳光中。
“你当初说自己在这儿有房子，我还以为是沙漠中的窝棚呢。”娜塔莉说。
“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来这儿时，住的确实是窝棚。”索尔说，“我们首先建造并扩大了迦实、卡法维特金、玛根米卡伊尔等定居点。独立战争之后，戴维和丽贝卡在这儿建造了农场……”
“这里简直就是庄园。”娜塔莉说。
索尔微微一笑，将最后一口咖啡喝掉：“罗斯切尔德男爵的家才是庄园。现在那里成了五星级的丹·凯撒利亚酒店。”
“这里没出状况吧？”
“没有。”索尔说，“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
她从一个蓝碗中舀了点儿糖放入咖啡，搅了搅。她感到非常疲惫。索尔坐到她对面，拍了拍她的手。虽然他消瘦的脸上沟壑纵横，但她还是觉得他蓄胡子的时候看起来更年轻。那是三个月前，但感觉就好像几个世纪之前一样。
“杰克提供了更多的消息。”他说，“你想出去散散步吗？”
她瞟了眼自己的咖啡。
“太好了。”索尔说，“带回来了吗？”
娜塔莉指了指后座上的大箱子：“全是复印件。真可怕，索尔。你现在还是每周去两次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吗？”
“没有。”索尔说，“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名叫犹太隔离区斗士之家，波兰人建的。”
“跟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差不多吗？”
“规模小些。”索尔说，“只要知道遇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去那里就够了。开进来吧，我锁上门之后搭你的车上去。”
“这有什么问题？”娜塔莉问，“我能理解为什么霍奇斯夫人不想回那座房子。”
“是的。”索尔说，将飞行眼镜推到鼻梁上方，“但哈特曼医生似乎也来自费城。他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精神病医生，但突然放弃了工作，结了婚，并在三月离开了那里——刚好是霍华德·沃登和他的家人打算迁往南方那一周。哈特曼医生的新婚妻子——这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他的朋友都对他的再婚感到惊讶——名叫苏珊·欧德史密斯，婚前是费城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
“医生同护士结婚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娜塔莉问。
“是的。”索尔说，“但根据杰克·科恩的调查，哈特曼医生同欧德史密斯护士在辞职结婚之前关系冷淡，仅限于工作上的交往。更有趣的是，这对愉快的新婚夫妇都没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儿……”
“那谁是……”
娜塔莉挺直身子：“她在哪儿？”
“查尔斯顿，”索尔说，“她的老房子里。”
娜塔莉缓缓摇头：“不可能。她不会那么笨。”
索尔打开文件夹，看着以色列大使馆专用信纸上打印出的文字。“福勒家被查封了，等待梅勒妮·福勒的状态从法律上得到最终确定。法院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宣布她在法律意义上死亡了。处理她的房产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她没有在世的亲人。但是，一个名叫霍华德·沃登的人出现了，声称是梅勒妮·福勒的侄孙。他出示了信件和文件，包括一份1978年1月8日签署的遗嘱。遗嘱中，福勒表示从即日起，将房子和房中的财产都转让给他——而不是她死后才转让——并授予他处置之全权。沃登解释说，老太太之所以这么早就立遗嘱，是因为担心自己健康恶化，衰老加剧。他说当时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个法律手续，他打心底里希望姑婆能在那座房子里终老。但现在，既然他的姑婆消失了，而且很可能死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打理这座房子。他目前正同家人住在那里。”
“他会不会真的是福勒的远亲呢？”娜塔莉问。
“是的，不过——”索尔说。
“我不相信你居然阻止我追踪她们。”娜塔莉说，“杰克·科恩在华盛顿用电脑挖掘出那么多信息，他正在为我们冒险。我在多伦多、法国和维也纳调查了好几个星期，而你在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也待了数百小时……”
索尔站起身。“这只是个建议。”他说，“至少，不必我们两个人都去……”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娜塔莉说，“你少来，索尔。他们杀了我父亲。他们杀了罗布。他们中有人用肮脏的意志侵犯了我。虽然只有我和你两个人，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会回去。不管你回不回去，索尔，我都要回去。”
“好吧。”索尔·拉斯基说，将背包递给了她，握住了她的手。“你真的确定？”
“所以呢？”
“想想恺撒的权力。”索尔问，“想想大希律王献媚的诡计，还有使徒保罗被囚禁在这里时感到的恐惧和忧虑。”索尔等了几秒，“都消失了，被时间之沙掩埋。权力烟消云散，权力的象征物倾塌荒废，只剩下石头和记忆。”
“你想说什么，索尔？”娜塔莉问。
“上校和姓福勒的女人现在应该至少七十多岁了。”索尔说，“艾伦给我的照片上的男人看上去六十多岁。正如罗布·金特里说过的一样，他们逃不掉衰老和死亡。他们不会在下次满月时复活。”
“那我们就待在这儿？”娜塔莉愤怒地咆哮起来，“我们就这么躲起来，直到这些……这些恶魔老死？或者互相残杀而死？”
“听起来像是我们年轻的精神吸血鬼开始狩猎了。”索尔说，“初尝血腥味。”
“维森塔尔先生不知道这些都是他们所为。”娜塔莉说，“但他继续调查了下去。1926年夏天出现了三件无法解释的杀人案。1927年6月到8月之间出现了十一件，但那年夏天发生了一起失败的暴乱，示威行动失控，八十名工人死亡，维也纳当局没工夫理会几个下层小市民的死亡。”
“看来，我们的魔鬼三人组更换了下手的对象。”索尔说，“也许，在自己的社交圈中杀人让他们备感压力。”
“我们没有找到1928年冬天或夏天类似的犯罪记录。”娜塔莉说，“但到1929年，在奥地利度假小镇巴德伊舍有七人神秘失踪。维也纳的报纸都说这是‘早诺狼人’所为，因为所有消失的人——其中有些是维也纳或柏林的达官显贵——最后被看到的地点是广场上的早诺咖啡店。”
“但无法确认我们年轻的德国人和他的两位美国女伴在场？”索尔问。
娜塔莉离开特拉维夫丑陋的郊区时，刚过正午不久。她开车沿着海法的海岸公路向北驶去。天气晴朗，气温逼近六十华氏度。高速公路和地中海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娜塔莉不得不戴上墨镜。驶出特拉维夫大约二十英里后，她穿过了内塔尼亚胡——一个岸边高崖上乱糟糟的度假小镇。又驶出几英里之后，她看到了指示牌，开下四车道高速公路，进入一条绕着沙丘向海滩延伸的更窄的沥青路。她瞟了眼罗马时代留下来的引水桥和巨大堡垒，顺着古老的海岸公路经过丹·凯撒利亚酒店。酒店里有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周围环绕着高高的栅栏和蛇腹式铁丝网。
她向东驶上一条石子路，根据指示牌前往米根·迈克尔定居点，直到被一条更窄的小路横向截断。车颠簸着爬了四分之一英里山路，穿过角豆树林，绕过浓密的开心果丛，间或经过几棵松树，最后停在一个挂着锁的大门前。娜塔莉下车伸了伸腿，朝山顶的白房子挥手。
索尔·拉斯基走下小路，放她进来。他减了肥，胡子也刮干净了。他穿着肥大的卡其短裤和白色的T恤，与瘦小的身形不协调地搭配着，让他看上去就像是《桂河大桥》里的战俘——肤色黝黑，皮包骨头。头上光秃的部分因为被晒伤而更加显眼，但头发更白更长了，顺着耳朵和后脖颈弯曲着垂下来。破烂的玳瑁框的眼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银色的飞行眼镜，在强光中能自动变暗。左臂上的伤疤依然鲜红。
他打开了门锁，两人飞快地拥抱了一下。
“顺利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