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警队所有的人都岌岌自危，就连军装警察都无心上街巡逻了，报案电话，投诉电话全都打到了政务司，罗伯特每天听着报告，头都疼死了，

大宝却悠哉悠哉，带着几个孩子在家里湖边钓鱼，他心里明白，要打破这座金钱帝国，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甚至要忍受割肉的痛苦，

猪油仔和陈细九也会受到询问，毕竟猪油仔曾经是整个香江黑道和警方的收租人，陈细九倒是没沾染多少，

只不过大宝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洪明走出洪森那栋藏在湾仔半山的旧式唐楼时，天正下着细雨，灰蒙蒙的云压得极低，雨丝斜斜地钻进巷子，把青砖墙洇出一片片深色水痕。他没打伞，任凉意顺着领口爬进脊背，手指插在裤兜里，指腹反复摩挲着那两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港币——不是两万，是四张，两万港币被他悄悄撕开，一张塞进鞋垫夹层，一张卷紧后咬在舌根下，另两张则原封不动揣回口袋。他走路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极稳，仿佛脚底生了根，再不是从前那个听见洪森咳嗽一声就缩脖子的弟弟。

拐过第三个街口，他停在一棵老榕树下，仰头望了望三层楼高的骑楼檐角，雨水顺着气根滴落，在他肩头溅开一小片湿痕。他抬手抹了把脸，动作很轻，像在擦去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然后他掏出怀表——黄铜壳子，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明哥十八岁生辰，小玉赠”。表针正指向十一点四十三分。他合上表盖，转身走进对面那家“福记茶餐厅”。

玻璃窗上凝着薄雾，里面人声嗡嗡，油条在滚油里翻腾，豆浆香气混着酱油香扑面而来。他挑了靠窗的位子坐下，要了一碗云吞面、一碟萝卜糕。老板娘端面时多看了他两眼，笑呵呵道：“阿明啊，今天气色好，不像前阵子蔫头耷脑的。”他扯了扯嘴角，没接话，只低头搅动汤面，热气模糊了镜片。他没戴眼镜，可这动作是习惯——小时候每次被洪森打得眼眶青紫，他就爱蹲在厨房灶台边，就着蒸笼冒出的白气，一遍遍揉搓眼睛，假装那痛感是水汽熏出来的。

面吃到一半，店门口风铃响了。两个穿灰布工装的男人并排进来，左首那人右耳垂有颗痣，右首那人左手小指缺了半截——是行动处第三组的陈国柱和李伟强。他们没看洪明，径直走到最里头卡座，点了两杯冻奶茶，又各自掏出一份《星岛日报》，报纸摊开得极慢，翻页时指尖在第二版右下角某处轻轻点了三下。

洪明低头喝汤，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吃完面，慢条斯理擦了嘴，起身时顺手将一张五元纸币压在碗底——那是行动处约定的暗号：确认目标仍在掌控中，下一步按计划推进。他推门而出，雨势渐大，他终于撑开伞，伞面朝西倾斜三十度，这是第二个信号：洪森已同意通话安排，赎金交接流程明日启动。

他没回洪森家，也没去医院看小玉，而是坐上一辆开往深水埗的电车。车厢里挤满放学的学生与收工的女工，汗味、廉价雪花膏味、潮湿布料味混作一团。他站在后门扶手旁，目光掠过车窗玻璃映出的自己——眉骨高，眼窝深，下颌线绷得发硬，和十年前那个总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衬衫领扣永远系到最顶的青年判若两人。他忽然想起火麒麟那天夜里说的话：“阿明，你哥那把枪，子弹早换过了。”当时他不信，现在信了。小玉说她换了空包弹，火麒麟却说子弹早被调包——那么昨夜洪森举枪时，枪管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是空包弹？是实弹？还是……根本没装子弹？他喉咙发紧，指甲再次掐进掌心，可这次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一种近乎冰冷的清醒：洪森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留着那把枪，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让人永远活在他制造的恐惧里。

电车晃荡着驶过荔枝角桥，他忽然抬头，看见对面广告牌上新贴的海报——汇丰银行“市民安居贷款计划”宣传画：一家四口站在崭新洋房前微笑，背景是蓝天白云。海报右下角印着烫金小字：“最高贷额一百万，审批迅捷，即日放款。”他盯着那“一百万”三个字，盯了足足半分钟，直到电车进站，人群涌动，才缓缓移开视线。

当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