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万！”

一位头发花白的制造业老板突然拍了桌子：“沈总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们厂新上的生产线，环保评估愣是拖了八个月。每次去问，不是‘领导在开会’就是‘系统在升级’，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是环保局那位‘话痨’科长想让我们把环保设备的采购权交给他小舅子！”

“还有‘办事贵’！”另一位女企业家接过话头，声音带着哭腔，“我们公司要变更股权，找了家代理公司，张口就要二十万‘加急费’。我说自己去办不行吗？人家冷笑说‘你要是能在三个月内办下来，我倒贴你钱’。结果我跑了整整四个月，光复印材料就花了八百多，最后还是乖乖交了加急费才了事。”

会议室彻底变成了吐槽大会。企业家们你一言我一语，那些平日里敢怒不敢言的委屈、愤怒和无奈，此刻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钟长河始终沉默地听着，面前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从“龟系窗口人员”到“话痨科长”，从“慵懒办事员”到“新官不理旧账”，每个关键词后面都画着触目惊心的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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