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虐害所致，及差官旗勾取多收财，脱去间有取至军士，又复侵扰，无以生存，遂复逃避。”

    而随着开中物资的断绝，各边镇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军储，只能加重对于屯田军士的科敛，这些士卒们不堪其扰，只能够逃亡，到弘治十三年统计各边镇士卒，数据已经相当之好看了：“陕西行都司所属卫所原额旗军七万一千九百余人，今止存三万七千五百余人；甘肃各卫原额旗军共七万三千九百四十余人，今见在止四万一千六十余人，余皆逃亡。凡腹里清解到者，多随到随逃，其本处军丁亦惧倒死马或速负粮自为官司考较，逃躲不归。”

    到嘉靖八年，兵部尚书王琼清查天下军籍的时候，连陕西三边的数字都不敢明说了，兵部的奏报是：“我之军额完存百无一补而兵不足，屯田满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甘肃一镇孤悬河外，番虏盘旋三面受敌，墩墙壕堑须及时葺理其十五卫所，军存者止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余人，较之故籍己失其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内计丁一万七千耳。防守不设，耕种难也;累遭残破，生聚难也;逡削无已，休养难也。是故人益贫，口益耗。”

    对于这些情况，其实重臣们也是很清楚的，河西等处卫所士卒逃亡，军屯荒废，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朱载坖即位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实物开中，同时修缮道路，增加民运和官运粮秣的数量，才制止了河西等地卫所军士的进一步逃亡，使得边镇军储有所提升，但是对于军屯的恢复，朱载坖当时也没有当成一个重点来做，现在朝廷有了足够的银钱，朱载坖也要恢复这些地方的军屯和相应的水利工程。

    不过摆在朱载坖面前首先就是一个大问题，屯田的士卒从何处来，朝廷要想屯田，首先就是要由相应的士卒们，但是现在卫所军士的逃亡虽然得到了遏制，军户和军余子弟也有所增加，但是比之国初还是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