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在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我应该叫警察来。”女人说。
“去叫吧。”索尔说，“我没在楼下发现电话，但别的地方肯定有。叫警察好了，给金特里治安官打电话。我会面临擅闯凶案现场的指控，而你除了这个，还将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并用其威胁他人。我猜这支枪没有注册，对吧？”
女人听到金特里的名字，不禁抬起了头。她没有理会索尔的问题。“对于上周六的凶案，你知道些什么？”她在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颤抖起来。
索尔身体后仰，缓解脖子和手臂上的酸痛。“仅限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他说，“但我曾经见过当事者之一——尼娜·德雷顿。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真相比金特里治安官和联邦调查局的海恩斯探员想象的更复杂。”
“什么意思？”
“回答我。”她冲他挥了挥枪，催促他回答。索尔现在知道，对方在枪械方面只是个被电视洗脑的门外汉，觉得枪就像魔棒，可以让别人对持枪者俯首听命。他注视着他。她二十出头，比他的第一印象更年轻。她长着一张迷人的鹅蛋脸，五官精致，嘴唇丰满，一双大眼在昏暗的光线中似乎全是黑的。她的皮肤同加了奶油的咖啡别无二致。
“我只是到处看看。”索尔佯装镇定地说，但他的身体已不自觉做出了反应——睾丸上升到体内，他渴望能躲在某人后面，任何人都行，甚至是他自己——每次面对枪口他都会这样。
“这个地方被警察查封了。”她说。索尔发现，她对“警察”一词的发音与美国纽约黑人一致。
“是的。”他说，“我知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
“眼睛？”索尔问，“我们的判断和未来都建立在眼睛上？”
娜塔莉抬头看着他：“为什么不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质疑，而是在严肃地提问。
索尔缓缓摇了摇头：“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一开始只能如此。”
他们驶出了查尔斯顿老城区，向西南方向进发。索尔开着租来的丰田，跟着女孩的绿色雪佛兰新星。他们沿着17号高速公路穿过了阿什利河，几分钟后，停在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地方。那里是平民街区，一排白木屋，看上去很整洁。索尔将车驶上车道，停在娜塔莉·普雷斯顿的车的后面。
房子里干净而舒适，洋溢着家的气息。一张摇椅和一套沉重的沙发占据了小客厅的大部分空间。壁炉里已经放好柴火，随时可以生火。壁炉架上摆放着一盆瑞典常青藤和数不清的装着家人相片的相框。墙上的照片更多，但是艺术作品，不是普通快照。娜塔莉打开灯，将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索尔则在逐次观看照片。
索尔笑了。服务员拿来了账单，索尔坚持自己埋单。他给了服务员一笔慷慨的小费。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娜塔莉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相反，”索尔说，“我将对你讲的比我对其他任何人的都多。但问题是……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彼此？你看见一个陌生人闯入一座房子，两小时后，我们用过美餐，坐这儿聊天。我则遇到了一个用枪近距离指着我的年轻女人，几个小时后，我打算将自己隐瞒了许多年的秘密与这个女人分享。为什么会这样，普雷斯顿女士？”
索尔得知，娜塔莉的母亲几年前过世了，她正在上研究生。“你说你要去北方的大学？”他问。
“呃，算不上真正的北方。我要去的是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
“你为什么选那么远的学校？这里就有查尔斯顿大学啊。我有个朋友曾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过一阵子书。就在哥伦比亚，对吧？”
“是的。”
“沃弗德学院也在南卡罗来纳州吧？”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6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年轻女人站得笔直，她双臂前伸，双手紧握枪把，枪口瞄准了索尔·拉斯基的胸膛。索尔知道，如果他从衣柜中走出来，她就会开枪。但黑暗之中大坑的腥臭充斥鼻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待下去。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的昏暗光线之中。
女人后退一步，手臂与地面平行。但她没有开枪。索尔发现这是个年轻的黑人女性，白色的雨衣和和黑人发式的短发上沾着水汽。她样子不错，但索尔很难将注意力从她瞄准自己的手枪上挪开。那是一把小自动手枪——索尔猜是点32口径的。小归小，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吸引了索尔的所有关注。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我是说，上个星期六这座城市死了九个人，却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死。”索尔说，“我认为，这九个人的死背后有一条共同的、被警方忽视的线索。我的胳膊举疼了，小姐。我现在要放下胳膊，但我不会有更多的动作。”他抢在她答话之前就放下了手。她往后退了一步。街上的车载广播狂响了一秒就被关闭了。他们对峙在古老的宅子中。
“我觉得你在撒谎。”年轻女人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窃贼，或者你是来这里猎奇，搜集纪念品，或者你本身就同凶案有关系。”
索尔一言不发，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女人，她手中的小自动武器几乎看不见了。他觉察到她的犹疑。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普雷斯顿，约瑟夫·普雷斯顿，那个摄影师，你是她妻子？不，你不是。金特里治安官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你应该是他的女儿。对，女儿。”
女人又后退了一步。
“你父亲是在街上遇害的。”索尔说，“他死得很惨，而且死得莫名其妙。警方给不了你任何结论，你对他们十分不满。所以你到这里等待，监视这座房子。你很可能已经监视了好几天。然后你看到一个戴网球帽的人翻过了栅栏。你觉得，这家伙或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我说得对吗？”女孩保持沉默，但放下了枪。索尔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耸动，他怀疑她在抽泣。
索尔犹豫起来，看着她的眼睛。她眼里充满焦虑、紧张和强烈的关注。他知道她没有被操控，于是放下心来，将真相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他说，“精神病医生。我对上周发生在这里的凶杀案很感兴趣。”
“精神病医生？”年轻女人半信半疑，持枪的手没有一丝动摇。房子里已经很黑了，唯一的光线来自于院子外的一盏煤气灯。“你为什么擅自闯进来？”她问。
索尔耸耸肩。他的手举酸了。“我能把手放下来吗？”
“不行。”
索尔点头道：“我担心警方不会同意我进这里看，所以才会擅自闯入。我本以为这里残存着一些线索，有助于解释那场凶案，但我什么也没找到。”
“安塞尔·亚当斯。”索尔盯着一张黑白照片说。照片中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月亮下是一个孤寂的村庄和一片墓地。“我听说过这个人。”另一张照片上，一团浓雾正朝山上的一座城市袭来。
“那是迈纳·怀特的作品。”娜塔莉说，“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他。”此外还有伊莫根·坎宁安、塞巴斯蒂安·米利托、乔治·泰斯、安德鲁·柯尔特兹和罗伯特·弗兰克等人的作品。弗兰德的作品令索尔驻足。一个身穿黑西装、手持拐杖的男人站在一座古老的房子或旅馆的门廊里。通往二楼的楼梯挡住了男人的脸。索尔想向左走两步，看清男人的脸。照片让他莫名地伤感。“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些摄影师。”索尔说，“他们很有名吗？”
“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是普雷斯顿小姐。或者娜塔莉。我只能解释我的行为。”
“请解释。”
“因为你有一张诚实的脸，拉基斯医生。也许诚实这个词不对。应该说，你有一张充满关爱的脸。你体会过悲伤……”娜塔莉欲言又止。
“我们都体会过悲伤。”索尔轻柔地说。
黑人女孩点头道：“但没人从悲伤中学习。我觉得悲伤教会了你许多。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只能表达到这种程度。”
“当然。”娜塔莉说，“格林维尔还有鲍伯琼斯大学。但我父亲希望我尽量远离这里。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很不错……非常适合艺术专业的学生去读。至少可以争取到奖学金。”
“你是艺术家？”
“摄影师。”娜塔莉说，“也拍点儿电影，画点儿素描和油画。我辅修英文。我的本科是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读的。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我的一个朋友——出色的水彩画家戴安娜·戈尔德——去年劝我，教书会很有趣，我表示同意。天，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
“你没有家人吗？”娜塔莉问。
“只在美国有一个外甥。”索尔说，对前来收盘子的服务员点了点头，“我在以色列有个表弟，还有许多远亲。”
“举起手来。”她说，声音平稳而性感，带着南部口音，明显教养良好。索尔举起手，在脖颈后十指交叉。
“你是谁？”她问，双手仍然紧握着枪，但看起来对如何用枪并无自信。她同他相隔太近，只有四英尺。索尔有把握在她扣下扳机前挡开枪管。但他没这样做。“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叫索尔·拉斯基。”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