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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我对着躺在我面前的日记本倾吐心事，这不仅是我工作一天后唯一放松的时刻，也是我对生活仅有的寄望……
十六岁那年，我进入了军统，成为人们嘴里常说的特务。事实上，我只是受到组织照顾，被开了后门的“功将遗孤”。
我外公是力行社特务处较为早期的外勤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不得已从一线退了下来。而后因为身体情况持续恶化，卸去了在军统的职务，回家疗养。虽然作为元老级人物，他却因为仕途坎坷，远不如我母亲在军统的声威浩大。
可以说，母亲是继承了外公的衣钵。她曾经在早期的特训班里接受训练，各项课程一直成绩突出，年纪轻轻便成为军事情报处的得力干将。在牺牲之前，已是军事情报科的科长后备。
她把全副身心都献给了党国，于家庭来说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将我和外公留在市郊的一个大宅子里，自己经常夜不归宿地工作。外公有腿疾，整天坐在轮椅上，对我很疼爱，我们爷孙俩就在大宅子里相依为命。
某些周末，家里会来许多客人，那些都是母亲的同事。他们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开派对玩乐，实际上是暗地交流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情报。
每当这时，外公都让我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陪着我看书或是聊天，偶尔也下下棋，做点小游戏。楼下场面再热烈，跟我们爷孙俩都没有关系，仿佛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外公坚决反对我继承母亲的事业，因此我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没有进入所谓的特训班。但我有一个致命的天赋，就是如盲人般敏锐的听力和触觉，也正因为如此，热衷于为党国效力的母亲才一直对我不能进入特训班而耿耿于怀。
我常听见他们的争吵，最凶的一次，外公摔了家里的一个古董花瓶，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母亲的鼻子痛骂。这个举动成功地震慑了母亲，从此以后她便没有再提过让我进军统的事情。
母亲牺牲后，我尚在热孝之中，军统派人到家里来，和外公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走后，外公的情绪明显差了很多，他把我搂在怀里，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