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条肯定是不可能的。至于第二种方案，可以设想，但也未必能行得通。
比较可行的是第三种办法，这也是孝庄最擅长的办法。这也是最合理的办法，一点点地处理，就有可能和平解决。如果清政府不在触犯其即得利益方面走得太远，很难设想吴三桂会主动挑起战争。这样，就有了拖下去的条件和基础。此时吴三桂毕竟已经是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了。如果拖个五、六年，即使他不死，但已经极为衰老，也就造不动反了。姜毕竟是老的辣啊！
但是，康熙帝一刻也等不了。他采取了第四种办法，最危险的一种。人总是要为年轻付出一些代价的。
1673年，康熙做出正式决定，答应吴三桂的请求，正式撤藩。并且唯恐担心这个命令下得不够正式，康熙还特地派了三个大臣，一个是侍郎折尔肯，一个是尚书梁清标，还有一个是侍郎陈一炳，分别到昆明、广州、福建去宣布这个事情。
你大爷的！老子客气客气，你还真他妈会找台阶啊！老子拼了老命打天下不是为了回辽东那个不毛之地养老的！当初的长期合同是你的祖宗和我定的，耿精忠他们家都传了两代了，怎么换了个皇帝就不认了呢？
在朝廷上，保守派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看起来，吴三桂的策略马上就要奏效了。可惜的是，虽然激进派的人数很少，但是唯一具有决策权的人——康熙，恰恰是站在激进派这一边。
吴三桂低估了康熙撤藩的决心，也没有考虑到，康熙到底是一个年轻人，还是比较冲动的。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又认为吴三桂之子，耿精忠诸弟都宿卫京师，谅吴、耿二人不能发动变乱。
另外，康熙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如果吴三桂等人真的打算反叛，“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表示，自己因年老多病，愿意回辽东养老，上疏请清政府让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继续镇守广东。康熙帝认准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缘，他果断地偷换了尚可喜的概念——尚可喜要求子承父业，而到了康熙这里，变成了直接削藩。
康熙还特地降了一道圣旨称赞尚可喜“很知大体”，同时指出广东已“底定”，藩王坐镇已无必要，所以不允尚可喜之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继续坐镇，而是让他撤藩回辽东。
康熙皇帝为了削藩，都已经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吴三桂和耿精忠要是再不表示表示，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耿精忠吴三桂很快进行了回应。吴三桂和耿精忠主动上疏，要求撤藩。
高，实在是高！吴三桂不愧是一个精通权谋的高手，他知道，朝廷之所以对自己防范，想撤藩，主要是怕自己实力过于强大，对自己不太放心。现在他主动提出撤藩，充分表示自己对清王朝的衷心，朝廷必然认为他是很温顺的。如果过于强逼，反而可能会把他弄得狗急跳墙。
而尚之信那边，自从耿继茂从广州走了之后，更是独霸了广东的市场。为了规范广东的贸易，尚之信在广东地区主动收起来贸易保护费，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
此外，尚之信还垄断了对外贸易，他利用广州通商口岸的便利，大搞走私活动。他指使自己的部下参将沈上达，乘着海禁的时候，外国的商船不敢过来做生意，私自造了大船，擅自出海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尚之信还巧取豪夺，肆意霸占民田，“占耕民田千百顷”。尚之信还开发了新的生财之道：派出藩兵开山伐木，成功地开拓了伐木产业。
总之，三藩凭借各自的努力，在各自的土地上过上了土皇帝的生活。
蛋糕就这么大，三藩过得爽了，康熙自然很不爽。三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当地搞各种经济活动，大发横财，同时，他们还向中央政府哭穷。同时，三藩拥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第9章三藩之乱
所以作为一个逐利商人，吴三桂是不想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
当然，其他两位尚可喜和耿继茂也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尚可喜这个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他倒是不太想折腾。不过他的儿子尚之信年富力强，自然想法就比较的多。
所以尚、耿两家的经济活动也是搞得如火如荼。他们两家最初共同驻扎在广州城。作为合作伙伴，他们利用政府的政策，大搞盐铁专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后来，耿继茂被清朝派往福建当藩王，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如广东，看起来，耿继茂的经济建设不如之前那么顺利了。
吴三桂憋了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1673年11月21日，一接到折尔肯的撤藩命令，吴三桂先把折尔肯给扣了，完了把一向和自己唱反调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给杀了。然后就率先举兵反叛，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
这个引清军入关的罪魁祸首、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清军悍将、杀死永历帝的刽子手吴三桂此时恬不知耻地打出“为明朝复仇”的口号，摇身一变，再次成了明朝的“忠臣”。
可惜的是，此时，经过20多年的战乱，百姓已经厌倦了这种乱世生活。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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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康熙是有眼光的，但是，康熙的考虑还是比较草率的。年轻人嘛，毕竟火候不够啊。既然你认为吴三桂早晚要反，拜托你做点准备行不行。。。。。事实上，康熙也就是嘴上说说，完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也是后来吴三桂真的反了之后，清军一开始措手不及的原因。
所以对于撤藩这个问题，的确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在时间上，还是需要谨慎斟酌的。
在这一点上，孝庄太后就显得要沉稳的多，对于吴三桂等三个藩王，孝庄也不认为应该一直遵守当年签订的合同，她也认为应该撤藩，但是对于这个时候撤藩，她是不认可的。
在处理吴三桂的问题上，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信守诺言，保持这几个藩王的权力的利益；二是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和平解决；三是不急于撤藩，拖下去以渐变方式解决；四是以战争的方式一次性解决。
吴三桂打赌，对于康熙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康熙不敢冒这样的风险。他这一招叫做欲擒故纵。
他认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
事实证明吴三桂这招还是很管用的，接到吴三桂的奏章之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双方分成两派，一方是赞同撤藩派，我们姑且称之为激进派。一方是反对撤藩派，我们称之为保守派。
激进派很少，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也就只有三个人：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
而保守派的阵容就强大多了，包括其他大部分的大学士和尚书，比如在鳌拜事件中立下大功的康熙红人索额图，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图海等人，坚决反对撤藩。
为了让中央政府给他们批钱，三藩大量贿赂朝廷重臣，所以每次他们哭穷，总是能得到朝廷的拨款。
以至于朝廷每年得向“三藩”供应大量饷银，清朝初年，连年用兵，加上战乱之后人口减少了很多，所以本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很有限，在吴三桂等人的忽悠和运作下，竟然搞得“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对清朝中央政府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钱的问题已经很头疼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三藩用于过于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吴三桂等人均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的军事能力相比康熙手下的任何将领，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解决了鳌拜的问题之后，三藩问题，就成了康熙的心病，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
机会很快来了。
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语。
对于耿继茂来说，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捞钱的门道，而是缺少发现的眼光。耿继茂的眼光，那是相当的毒辣。他从“移镇”的机会中，敏锐的发现了商机——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十分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的强拆运动。耿继茂以极低的政府补偿款，圈占了大量的田庄和土地。居民立即驱离，不准复归。
由于价格过低，所以耿继茂的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不过由于这个时候，鳌拜自己的圈地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耿继茂自然也没人管。
除此之外，由于福建地区确实门道不多，虽然耿继茂发现了拆迁运动可以带来好处，但是显然这个是满足不了他的胃口的。所以他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加税。
耿继茂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671年，耿继茂挂了。他的儿子耿精忠承袭了他的爵位以及。。。。。他的贪婪，继续搜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