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对于此时的多尔衮来说，多铎只意味着兄弟情深。多尔衮“换上素服，号哭奔往京城。”
在多尔衮料理多铎后事期间，阿济格等贯彻多尔衮的方针，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而且调来了红衣大炮，但是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大同城下死伤累累。
阿济格、尼堪毫无进展。
除此之外，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到1649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
这这种情况之下，多尔衮料理完多铎的后事之后，立马决定第二次亲征。
自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这次，多尔衮破了例，亲征！
看来多尔衮这次是真急了眼了。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百务丛集，难以分身，加上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太好，所以如果不是生死存亡关头，多尔衮绝不会没事搞亲征这种活动。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镶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
多尔衮带领八旗最后的精锐部队，直奔山西而来。多尔衮不愧是清军第一名将，虽然身体不太好，没法亲自上阵，不过还是很快攻克浑源州、应州和山阴县，眼看着就能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老天忽然帮了山西义军一个大忙——多铎感染天花，快要挂了。
你对我不仁，不要怪我对你不义，那就反了算了！
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
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
姜瓖反清以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对于这个形式，估计不仅是清军，姜襄也始料不及，估计姜襄本来也就是做好了横竖是个死，不如索性反了的打算，结果山西竟然一呼百应。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对于清军的歧视政策，大家压抑得太久了。
应该说，姜襄是不太想造反的，苦于这个罪名实在太大，又没有结案的迹象，随时都可能被拉出来示众。平常的日子也过得胆战心惊。
古往今来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毕竟还没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也不会干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自己儿子还在多尔衮手上，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很快出了一件事情，逼反了姜襄。
姜襄，虽然你易帜的动机不那么单纯，但是你造成的震撼，历史将会永远地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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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份奏折，可以说一字抵万金。而这次屠杀的发起者是——多尔衮！请大家记住这位摄政王的野蛮残酷吧！
大同彻底变成了一个鬼蜮。
随着大同的沦陷，山西的义军失去了信心，加上缺乏统一调度，面对优势的八旗精锐，被一块块地分割包围消灭。到1649年十二月，山西和陕西部分地区的火焰，终于被最终扑灭了。
山西的易帜最终失败了，但是它告诉我们，清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清军的实力也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的，一个山西，并不算多，将不算广，但是只要发动群众的力量，即使清军倾全部之力，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平定，甚至还是靠汉奸的力量。
相比之下，南明小朝廷，地盘并不小，军队也不少，却一败再败。
就在此时，在清军的优势兵力面前，复明势力也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
眼看形势危急，这个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投降清军。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
在明末清初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族人民从来不缺少投降派。
大同被攻破，对于多尔衮而言，体会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咬牙切齿的愤怒：如果不是山西的叛变，怎么会搞得自己连多铎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怎么会把全国各地的兵调过来讨伐延缓统一全国的步伐。
诸候一怒，赤血千里，帝王一怒，血流成河。
第45章后院起火3
如果说广东和江西只是因为新占领的土地，归属感不强，难免搞出点幺蛾子来，虽然稍微有点震惊，但是冷静下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湖南是双方拉锯的战场，有胜有败也很正常。对于这几个地方，多尔衮还坐得住，那么第三个地方——山西的起义，那就够多尔衮好好喝一壶的了。
山西这个地方对北京来说，有多么重要，相信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大同自古以来就是进北京的重要屏障。越过大同，北京几乎无险可守。
纵观南明时代，能让清军紧张的只有三个人，多尔衮总算遇上了一个，这也是第一个。
姜襄，前明大同总兵，这个人出生于将领世家，祖宗八代都是当将军的，哥哥和弟弟也分别是总兵和副总兵，姜襄1644年三月投降了李自成，后来李自成溃败的时候，他响应多尔衮的号召，投降了大清朝。
多尔衮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
多尔衮在山西的阵容堪称自入关以来最豪华的阵容，除了在湖南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挂了的豪格和多铎之外，所有能打的王全部都到齐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还加上自己。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而已。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只有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留守北京。
这次山西的易帜，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可以这么讲，如果每个省都能有这样的觉悟，就凭满清那几十万人和二十万八旗兵，能达打到山东都算他本事。
即使多尔衮亲自上阵，兵力占优，由于山西这次抵抗的广泛性，也还是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自己反从马上摔下断了腿骨,从此永远告别戎马。两个月后，鉴于天下未定，主少国疑，朝中也没拿主意的人，多尔衮匆匆返回北京。
初步为多尔衮解决问题的，是接替宣大总督的佟养量。佟养量带领部队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关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多铎对多尔衮有多么重要，相信不需要说太多，作为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始终站在多尔衮的一边，完全把多尔衮的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事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伟大的先人后己的牺牲精神。而且多铎入关之后，消灭了最难啃的李自成，打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京，居功至伟。
当然多尔衮对这个弟弟也特别好，屡次为这个弟弟加官进爵，最后甚至把济尔哈朗给撤了，换上多铎辅政。
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多尔衮二话不说，立刻班师回朝，怎么也要见这个亲弟弟一面。
可惜老天不能随人愿，尽管多尔衮第一时间撤兵，但是到了居庸关，战争魔鬼多铎还是先一步挂掉了。
多铎这一辈子，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可谓智勇双全，武功之盛，用兵之强，当世罕有匹敌，但也积尸如山，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他是满洲英雄，也是冷血的刽子手。功过是非，实在是很难说。
多尔衮更是没料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不到一个月，山西大部分地区竟然全部变换了旗帜。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多尔衮不愧是人精，立刻看出了问题的所在，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解释说阿济格的大军是冲着蒙古喀尔喀部去的，不是冲着你姜襄来的。如果可以悬崖勒马，可以既往不咎。
姜襄可不是三岁小孩子，当年就说错了一句话，小鞋一直穿到现在，过得那是一个提心吊胆，现在都这样子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招抚不成，那只能武力镇压。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协助阿济格、博洛平乱。应该说，为了山西的叛乱，多尔衮已经把压箱底的名将全部派上场了。
但是山西的情况远比多尔衮想的恶劣的多，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毫无进展。
说起来，这个事情只是个小小的误会。
姜襄每天提心吊胆，生怕多尔衮过来把他给砍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人就会比较敏感，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冲着自己来的，即使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也能找到这个事情是冲着自己来的理由。姜襄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事情是这样子的，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犯边。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其实如果他自己好好分析一下，清军派出的这个阵容异常强大，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他，显然不太可能派出这么多王爷。
但是姜襄早就成了惊弓之鸟，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很深。于是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
在山西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清军几乎全部的力量都倾斜在山西的时候。南明继续奉行无为方针，可谓“能混一天是一天”，收复失地靠大家易帜，完全没有任何行动。
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一无所知，还在纠结金声桓等人的遇难，甚至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却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君臣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
永历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痴人说梦。
永历王朝之不作为，让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对于这种王朝，早死早超生！
江西、广东反正和山西易帜，构成了清军入关之后的第一次抗清高潮，而这个高潮，和永历无关。
多尔衮下令屠城，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说明多尔衮真的怒到极点了，他也不想想，以后就是他守别人攻了这不是帮敌人忙么。
这次屠城，是汉族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屠城。惨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几乎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记录，正因为史书上没记载，才再次印证了这次阴深深的屠城之惨。
唯一的档案，就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的一份奏折，最后全城还有五个重案犯，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寒而栗。这个数字让我感到的是绝望和恐怖。就是说，全城的官吏兵民全部被杀，无一活口，没有一人看到过屠杀的过程，看到的全部被杀光了。
相比而言，扬州十日，至少还有读书人能描述屠杀的经过。我想大同屠杀中间的过程，比之扬州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人是个二愣子，说的明白点，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多尔衮在进北京之后发布了一些稳定政权的政策比如“为崇祯报仇”之类的，别的投降的人谁也不会当真，结果到了姜襄这里，这哥们当真了，用一句话来评价，就是他很傻很天真。
而且定策之功，那是多大的荣耀，这哥们于是很激动的拥立了代王的后裔，结果就是很黄很暴力，姜襄被多尔衮骂的狗血淋头。
姜襄一看，傻眼了，只能“引咎辞职”，不过好在当时多尔衮才占领了北京周边地区，为了笼络人心，倒也没把姜襄怎么样，该干嘛还是干嘛。
看到多尔衮既往不咎，姜襄十分感激，打仗特别卖力。但是，有了这么严重的前科，要想不被拿出来红红脸出出汗是不可能的，于是打完仗回北京领赏的时候，刚林当红脸，多尔衮当白脸，又拿拥立前明宗室这个事情说事。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